这一次，赵立新朱亚文们靠实力火了
鲍某涉嫌性侵养女星星（化名）案引发的讨论仍未结束，4月22日，四川绵阳一学校副校长吴某被指曾长期体罚、性骚扰学生，目前已被提职。
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在面对性侵犯时勇敢发声，而不造成二次伤害？近日，凤凰网视频、凤凰网公益邀请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、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律师于旭坤，和凤凰网副总编辑、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、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，共同讨论相关议题。
在调查儿童性侵案件过程中，李莹认为专业人员应该参与其中，不仅需要避免重复询问防止再度伤害，而且要与情绪不稳定的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，营造安心环境，进而获得有效证据。
针对李星星案件，孙雪梅呼吁媒体不要挖掘受害者隐私，同时在采访儿童性侵案件时，保障儿童权益最大化，也呼吁公众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受害者，重建包容、平等的社会文化。
目前，国家没有强制规定对未成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，于旭坤认为现在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需改进，她建议应该对未成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提前介入，关注其心理和法律需求。
以下为嘉宾观点实录。
问：司法工作人员在接触儿童受侵害案件的时候具体应该如何做？
李莹：对儿童性侵害案件来说，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办理，这样对儿童保护才更加周到、专业。例如女性受害儿童，应该由女性工作人员在场，然后也应该有她的监护人。如果监护人没办法到场，也应该有一个适合成年人参与其中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要注意尽量减少重复询问，最好能够录音。同时也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安全、温暖，让她感觉值得信任的环境。其实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后，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训练。
我刚说的是程序或设施上的一些要求，事实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水平要求。工作人员要了解儿童心理学，要经过办理未成年性侵案件的专业性培训。有可能的话，相关专家也可以配合进行一些询问工作。特别是对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他们心智发育不够完善，很多时候，现实发生和想象中的场景有时候会混淆。在一些细节上，他们不一定能够记得清楚，也需要启发。如果没有专业的询问人员进行询问，就很难获取有效证据。
在一起涉嫌性侵的案件中，公安机关发现孩子的情绪极不稳定，我们就建议能不能够由专业人员进行询问，之后将询问结果全程录像。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没有明确专业人员进行询问的效力，但是我们认为可以作为侦查机关认定事实的一个参考，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准备。询问的前一天，专业心理人员带着孩子去公园玩，然后给她的房间布置得非常温馨。在建立信任关系并确认环境安全后，她才开始愿意吐露。
在我们办理过的案件中，最小的才两岁，刚学会说话不久的孩子被性侵，这种情况也需要她表达，难度会更大。五六岁、七八岁的孩子不在少数，所以更需要专业询问人员和专业培训。
孙雪梅：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将一站式询问机制提上日程，在全国现有三百多个地方试点。当从顶层设计上开始考虑这个问题，也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快一点。
举一个相对极端的例子，过去在农村，如果孩子遭遇性侵，也会选择报案。公安开车去现场，警笛声鸣，村里人都会知道这家发生了事情。将孩子带回警局后，可能会有一个男警察询问孩子更多的性侵细节，以往可能会存在这种极端情况。在公安询问后，检察官、法官和媒体会再问一遍，对孩子造成再度伤害。这时如果家长再指责说：你当时怎么不反抗呢？你怎么不跑呢？这对孩子心理层面造成的伤害难以想象。
其实家庭态度也受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。家丑不外扬的观念束缚住了很多人，包括我们说的完美受害者的理论，会说作为受害者不可以有瑕疵，这对受害人而言非常不公平。
为什么有那么多性侵男童的案子，男童更难以启齿？整个社会对男性的认知是阳刚形象，会认为男生怎么可能受到这样的伤害？正是因为这种刻板印象，才导致男孩子在遭受性侵害后难以说出口，因此我们所要重建的社会文化要从一个个的个案开始。
首先是李星星案，我们呼吁媒体不要去挖掘她家人的隐私。作为媒体人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当一些案件无法进入公众视野，尤其是无法推动得到解决时，媒体的作用非常大，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味地挖掘隐私，我们要知道界限在哪，应该时刻记住儿童权益最大化。在采访过程遇到疑惑时，可以询问专家建议如何去更好地询问和帮助。
针对我们每一个个体，我想呼吁大家，如果你身边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者，请告诉他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并且不要去讨论，不要另眼相看，也不用给予过多的关注和关爱，要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，这非常重要。
于旭坤：刚才提到的一站式询问，现在检察机关也一直在推动。当然，还包括具体办案中不能穿警服、不能开警车去家里或者学校，注重保护未成年人隐私，避免二次伤害等。
但我更想强调的是，办案机关一定要保护孩子隐私。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公开披露案件，但他们有时会在其他场合忽略了这一情况。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是，当地派所出所长在喝醉酒的情况下，将性侵事件当做笑谈传播开来，最后这个孩子不得不搬离原本住的地方。
另外现在的法律援助制度还需改进，这也非常关键。目前国家没有强制规定对未成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。在受害人接受询问时，公安机关可能没有这种意识，也没有专业人员，孩子和家长也都不懂，甚至在司法实践中，出现法院已经做出宣判，但未成年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知道审判结果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应该对未成年被害人及时提供法律援助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法律需求，不应该仅等到国家公权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，直接进入到国家救济渠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