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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过程中，家庭和学校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？
近日，凤凰网视频、凤凰网公益邀请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、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律师于旭坤，和凤凰网副总编辑、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、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，共同讨论相关议题。
于旭坤在他们受理过的案件里，列举了受害人父母的几种态度。她说，父母的态度普遍会影响孩子，有的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。“但如果遭遇不幸，我们希望父母理智，给予孩子更多温暖和爱，抚慰他们受伤的心。”
孙雪梅从她多年的“女童保护”防性侵教育经历看，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家长、学校的态度变化，但如何走进观念相对传统“落后”的地区，普及性教育，她和团队还会继续努力；其次是，去年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“一号检察建议”，希望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，因而培养专业的教师队伍，保证“一校一讲师”，传授科学的防性侵知识，也任重道远。
以下为嘉宾观点实录。
问：当未成年遭遇性侵，父母的态度和行动是很关键的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有些家庭可能想大事化小，是这样吗？
于旭坤：确实是，我们办理过不同案件，父母态度普遍会影响孩子。有的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，有的则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爱，亲子关系反而会更好。
在我们接到过的案件里，有一例是孩子被邻居性侵，母亲报案但警方没有立案，她就带着女儿四处寻求帮助，在陌生人面前把孩子推出去，讲述遭遇性侵的过程，无形中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和恐慌感。另一例是，因为难忍长期的家暴，母亲离家出走，父亲就性侵了亲生女儿。母亲知道后，回来指着女儿就说“你怎么不去死啊”，这对孩子都是特别大的伤害。
但也有鼓励陪伴受害儿童的家庭。这个女孩被爷爷性侵，经常被噩梦惊醒，一动不动地哭，她的母亲说鼓励她写日记，也找到我们，帮她寻找心理辅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小女孩的情绪慢慢好转，她的母亲就跟我说，“于律师，我不会让我的女儿做沉默的羔羊，我会永远爱她。她觉得自己不完整了，但我会告诉她，你永远是我最乖巧、最善良、最美好的女儿”。
我们都希望所有未成年人远离性侵害，但如果遭遇不幸，我们更希望父母理智，给予孩子更多温暖和爱，抚慰他们受伤的心。
孙雪梅：从“女童保护”每年推出的《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》看，家长的防性侵教育意识是有所提升的。
比如2013年，我们上防性侵课程前，一提到“性”字，有的家长就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，担心我们把孩子教坏了，全程趴在教室窗户旁听。当然，听完课程他们就会和讲师握手说，你这个尺度挺好。而现在，我们接到的约课量已经是供不应求了。很多还是由家长委员会主动来约课，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讲师可以走进学校课堂。
但同时我们感受到还有一些鸿沟。你会发现家长意识越高，越可能约这样的课，但农村地区、偏远地区呢？那些受传统保守观念影响的地区，是不是会被拉开距离？也正因此，女童保护一定要走到更偏远“落后”的地区。
此外，这些年感受到的另一个重要改变，来自学校教育。一开始，我们要走进校园课堂讲授放性侵教育课程，有的学校会有顾虑。但现在，女童保护已经在全国31个省份，面对372万儿童和59万家长授过课，其中大量安排来自教育部门、妇联，他们直接合作、培训“一校一讲师”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儿童防性侵课程进校园，目前是没有障碍了。
在防性侵教育课程之外，我们也收到很多提议，希望我们讲讲性健康教育，因为很多孩子在青春期，会有性方面的困惑，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身体发育和心理上的变化，上网搜又容易被误导。所以2018年，我们又研发推出叫“拥抱青春期”的性健康教育课程，针对六至九年级学生。目前我们在全国只有41名讲师可以讲授这个课程，还需要再逐步培训。因为志愿者讲师在接受培训时，自己也要理解、摆正观念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。
去年，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了“一号检察建议”，希望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。所以去年，我们的合作和约课需求，有些爆棚。对于性教育，我认为它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比如当前专业的师资还是问题。如果老师观念有误，会传达给孩子错误的信息，这更可怕。所以我们还在不断培养更多的师资力量，保证至少一校一讲师。从过去“扫荡式”地讲课走人，变为现在“地雷式”地培养在校老师，才能有效提高课程质量，让孩子们接受专业的防性侵教育和引导。
